自从本轮医改以来，尤其是在2015年以来的政策密集发布期，药企的危机意识很高，但年年喊狼来了，却没有受到过实质性的冲击，对改革的动力依然很弱。正在市场认为实质性的变革还很遥远的时候，2018年底的4+7集采对药企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从短期来看，由于涉及品种并不多，实质性冲击其实有限，但随着集采的全面铺开，市场的预期发生了全面转变，药企的变革到了不得不去做的时候。

 

不过，从国际经验和中国实际出发，药企的可选择路径是非常有限的，这一方面受制于优势药品被集采覆盖的时间点，如果较晚被覆盖，有一定的时间来适应和准备转型，但一开始就被覆盖的品种，很多药企面临的压力巨大。另一方面也受制于药企的成本控制能力，这决定了能否以更低价格挤压对手。而对于创新药来说，并不完全是利好，甚至在某些方面来说，创新药如同仿制药一样面临预期市场空间被压缩的境地。

 

首先，从仿制药来看，随着集采全国推开之后的品种扩围，仿药的价格持续下跌已经非常明确，而且随着湖北、江西等地的地方集采开始介入，未来的央地联动对药价将带来很大的压力。面对药价下降，不仅仅是转变传统营销模式，还需要对自身运营结构做全面的转型。

 

由于集采保证了销量，药企只要把控好产品质量就可获得巨大的市场份额，虽然营收可能还会出现一定下降，但利润率依然得到了保证。因为很多药品之前的出厂价本来就在终端销售价的10%，药价下跌90%对其利润本身就没有影响。不过集采只能包纳数家药企（从最初的一家到现在地方集采的5-6家），大部分药企都不能入围。医保支付价是锚定在集采价格上，这导致大部分不能入围的药企不仅失去市场份额，还要支付营销成本来抢夺剩余的30%市场，对利润带来了真实的压力。因此，无论是从成本还是市场份额来看，都不如进入集采划算。随着集采的推进，药企不得不积极主动进入这一领域。

 

在仿制药领域，以仿制药为主的内资药企还是较占优势，但对外资药企来说，可能的选择只剩下两个选择：大规模降价后的营收下降和离开中国市场。从本质来看，仿制药的专利悬崖之后，原研药企业的市场份额都会大幅缩小，而在中国市场原先的原研药红利本身就是违背市场规律的。随着仿制药悬崖的真正到来，外资药企只能接受降价之后的市场规模缩小，如果还要依赖相关原研药的营收来支撑，就只能主动加入集采，如果觉得这一部分市场份额对自身影响不大，离开中国市场也是必然选择。

 

但在创新药领域，外资药企的优势较为明显。借助于其海外强大的研发能力，外资药企拥有较多创新药。由于大部分创新药都是独家品种，无法进入集采，只能采用谈判模式来进入医保。由于创新药的定价高昂，利润丰厚，即使大幅降价也能获得很高的利润，这对内资的新药带来很大的压力。由于新药研发投入较大，外资药企在本国市场已经获得一定回报，中国市场需求巨大，降价获客能有助于自身规模做大。

 

更关键的是，外资创新药降价可拉低内资创新药价格，直接挤压潜在的竞争对手。由于本土创新药的全球化能力较弱，在承受了高昂的研发费用之后，希望能够通过提高药价来缓解自身的财务压力，但一旦外资降价将拉长内资创新药企自身的投资回报周期并增加未来的不确定性。面对外资的竞争，内资药企的砝码还是在价格上，如果能主动大幅降价，这将获得先发优势，以有时间在市场上占据一定份额。如果等到外资降价再跟进，会面临优势品牌的和价格的双重挤压。当然，外资创新药受制于全球价格体系的压力，并不是都愿意接受大幅降价，这让内资药企还是有一定的发展空间。

 

从发展趋势来看，创新并不一定是药企的最好选择，还是要根据自身的优势来定位。如果能在控制好成本并保证产能的前提下发展仿制药，让自己成为仿制药巨头也是不错的选择。而具备创新药研发能力的企业则可以去尝试，但一方面失败概率较大，另一方面国内市场的降价压力明确，要获得高额回报，国际化能力是必须的。从市场经验来看，亚洲国家的药企整体国际化能力较弱，但一旦国际化成功就能成长为一家具备较强竞争力的全球化药企。不过，国际化考验的是企业的真实研发能力和在不同地区的商业化能力，这对企业的能力是巨大的挑战。

 

国际化对仿制药企业也是有很大价值的，借助中国巨大的原料药生产能力和成本控制能力，利用自身仿制药的价格竞争能力去全球化扩张也能获得很大的发展潜能，但这同样受制于企业的全球化商业能力，与原先单纯的原料药出口相比，也是有着很大的压力。

 

总之，面对支付方持续的压力，通过控制成本、提高研发能力和建立合适的商业化能力，内资药企立足国内去开发全球市场将是较为稳妥的发展路径。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国际化是内资药企的明显短板，也是决定未来内资药企能否脱困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外资药企的超额利润时代的终结也将推动外资药企在中国市场策略的全面转型，不再仅仅躺在品牌的光环下坐享红利，而是需要认真总结政策和市场需求，建立自身的新业务模型。随着市场的披沙拣金，优质的公司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涌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