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根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有些省份想把目前的城乡基本医疗保险采取市场化的办法交给商业保险公司运营。这已经不是第一次有媒体报道提及“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直接由商业保险来办”这一想法。

中国的医保正面临极大的困境。一方面是筹资不足，很多地区有严重的历史遗留问题，多发生在过去以国有企业为主的地区，由于产业分布的问题，一些地区员工缴费严重不足，而老龄化加速，劳动人口流出，医保的危机非常大。另一方面则是费用支出的问题。中国的医疗费用支出在过去五年以每年16%的速度递增，2013年达到3.1万亿，以此速度继续增长的话，2020年将突破8万亿。根据华中科技大学的《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报告》预测，2017年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将出现当期收不抵支的现象，到2024年将出现基金累计结余亏空7353亿元的严重赤字。

从城镇职工基本保险的缴费模式来说，由雇主和个人两部分承担，确实非常类似商业保险。但是目前的城镇职工基本保险其实并没有完全起到商业保险的风险分担功能。就门诊而言，目前的城镇职工保险帐户类似储蓄，只不过不能套现，只能在门诊时候使用，也就是说，假如把个人和企业所缴到城镇职工基本保险帐户的资金视为保费，那么门诊部分其实就是在使用这些缴纳的现金，并没有风险保障作用。只有住院才类似商业保险，根据一定比例进行保险赔付。

而从价格上来看，目前企业和个人所缴纳的比例其实并不低。以上海为例，一个月收入一万元的员工个人医保缴费为200元，企业为1100元，相当于一年缴费超过1.5万元，这个价位可以购买中高端商业保险产品了，但员工享受的医疗待遇将很不一样。

当然，城镇职工基本保险在缴费形态上和商业保险的类似，以及价格上的可接受度只是从理论的角度来分析的。真正要把这一部分人群的医疗保险商业化，还有很大的问题和风险。

首先是部门监管之间的划分问题。中国的医保和医院各自由不同的部门监管，医院的力量总体还是很强，医保缺乏精细化控费机制，并不能很好地约束医生的行为并控制费用。商业保险的介入可能会改变这种情况。一旦抓住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这条入口，意味着商业保险将拥有大流量，因此商业支付方就可能变得越来越有力量，制定一定的支付规则来限制医院的行为。这背后不同部门的监管主体不一样，牵扯到互相牵制的问题，划分并不清晰，做到真正有效监管会有难度。

第二，走美国的模式，也就是把劳动人口医疗风险商业化是否适合中国是一个问号。中国和美国的最大不同是人口结构以及人口发展趋势。美国有大量的移民流入，是其劳动力人口保持活力并刺激生育率的一个主要原因。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13年的数据，美国的总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 per woman)是每名妇女2人，中国则是1.7人。中国的劳动力人口已经呈现萎缩趋势，这种趋势未来还会持续。

同时，美国的经济地理分布没有中国这样的不平衡，而且大部分达公司都在小镇上，带动当地经济发展，而且整个市场鼓励小企业发展，雇主市场很有活力。商业保险公司虽然有地理位置上的强弱，但总体来说，多家巨头的业务分布在美国全国各地。但是中国的地理差距非常大，有很多省已经成为人口严重流出地区，经济单一、雇主实力不足以及缺乏针对雇主的税收优惠措施，这些因素会制约商业保险的进入。

第三，商业化有利也有弊。从英国的模式来看，政府承担了超过80%的医疗支出，虽全民在医疗上的负担比美国轻，但随着老龄化加剧，这种模式增加了政府财政开支的负担，很多欧洲国家在医疗福利上出现严重危机，相比之下，商业化路线的美国政府本身的压力就小很多，而把风险转给了市场。

但另一方面，美国的商业化模式一向被认为推高了医疗费用，造成了大量的浪费。英国的模式是以NHS作为单头支付，而商业保险作为补充（只占支付的7%），单一支付方可以节省大量的行政成本。而在美国，商业支付方将接近三分之一的成本用在了行政支出上，这也是奥巴马医疗改革加强控费改革后，多家保险巨头开始兼并以节省费用的原因。

对于中国来说，如果走商业化路线，撇开经济地理差距以及人口结构风险，商业保险是否能够有效负担医疗支付并对服务方起到监督，从而控制医疗费用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而如果走政府支付为主的路线，那么目前的城镇职工基本保险其实并没有太多的政府投入，而目前医保资金池的运作意味着这部分人缴纳的资金还要用于负担老年人口的医疗费用，长期将面临崩溃。因此，政府在老龄化面前到底能做怎样的投入，将决定这个资金池是否能负担得起不断增加的老年人医疗费用。

总结来说，城镇职工基本保险确实有类似商业保险的地方，尤其是缴费模式，而本身对于门诊的保障其实是不足的，因此确实有商业化的条件。但是真正要这样做，不同部门的监管职能划分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同时现在支付方面对服务方的弱势也将制约保险公司对费用的有效控制。此外，中国的劳动人口地理分布很不均匀，一些地区面临严重的人口流出，而老年人负担很重。商业保险如何掌控不同地区的风险同样是未知数。

因此，最大的选择点仍然是中国要走美国那样商业化为主的道路还是政府为主的道路，前者可能意味着大量的行政开支，但可能会逼迫服务方改变自己的行为，而且雇主的经济承受能力也是问题。而后者则意味着政府需要加大医疗投入，尤其在老年人、儿童、低收入人群和特殊群体上，需要大量的财政开支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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