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专家医疗资源的越加紧张，以及一部分富裕人群就医理念的改变，海外医疗服务近年来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多家国外知名的医疗机构也纷纷开始建立与中国机构的合作通道，希望能够为出国就诊业务输送更多的病人。过去几年中，也确实看到了出国就医人群的增长，人数从五年前的三位数增加到近年来的超过五位数。

出国就医的人群中，获得的主要服务包括肿瘤治疗和体检。其中肿瘤治疗是医疗服务的核心领域，占出国就医数量的40%以上，是重症病人最有动力的领域，受到海外医疗机构和一些保险公司的看好。

然而，以最偏重医疗的肿瘤病人出国就医来看，未来能够爆发增长的可能性极低，虽然有多家保险公司推出了重症去国外就医的服务，甚至将这类服务包含在医疗保险的覆盖面中，但真正会选择这种服务的人群少之又少，这背后的原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成本问题。出国就医面临极高的治疗成本，除了病人本身，还将包括家属陪同成本，异地生活成本，以及家属因为陪同无法工作所失去的收入，零零总总加起来，总费用并不仅仅只有治疗一块。

同时，海外医疗对于大部分病人的可操作性很低。大部分重症患者不适合长途跋涉，而且在疾病严重性较高的情况下，通过海外医疗机构妙手回春的概率本身就不高，而文化、气候、生活等原因还可能干扰到病人的治疗和心理状况，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操作上会有难度。

另一方面，由于目前的海外医疗服务的主要提供者是中介机构，包括专业的海外医疗服务公司以及旅行社，这些公司有安排行程、联系当地所需资源的优势。但他们要获取病人，仍然需要依赖中国的渠道，大部分重症患者都在医院渠道里，而中国的医院事实上是没有太大动力将病人推荐到海外去就医的，因为这将直接影响到医院的收入，即使是服务于富裕人群的高端医疗机构也没有这样的动力，因为推荐病人去海外就诊意味着他们自身失去了病人和相关服务的收入。在这样的渠道环境下，海外医疗服务机构要想真正获得病人数量的增长会很困难。

一些海外医疗服务提供方也意识到获取病人的困难，开始走线下的相对重资产模式，比如建立多地办公室，提供远程医疗服务。对于海外医疗服务提供方，其困惑的问题在于，仅凭中介的服务费，很难养活这些公司，因为出国就医的安排中，大部分是行政成本，非常琐碎，而中介的服务又没有医疗门槛，主要是协调出国旅行、日常安排和医院协调几个方面，很容易被国际旅行社复制，不需要太高的技术。而如果能将病人留在国内，并嫁接国外的治疗资源，可能会将服务推向更多病患。对于服务方来说，也可以持续留住病人并获取更多的服务费用。

然而，要落实这些想法并不容易。首先，远程医疗并不是解决治疗的核心点，二次诊断或者海外会诊有许多局限，包括不能面见病人，医生给出诊断受到国外法律的一些限制等因素，这类远程医疗只能作为意见的补充，而不能直接干预到治疗本身。同时，国外医生的意见要付诸实施将依赖于整个医疗环境，包括检查、药品是否可及、病人本身是否有经济承受能力，身体条件是否合适等，并不是简单地给出意见就能实施的。

因此，海外就医这一市场的认知误区有两个方面。一是期待海外就医人数的爆发式增长是不现实的，出于操作因素和经济承受能力的限制，真正会选择海外就医的人群的增长速度会很有限。对于国际医疗机构和保险公司来说，如果期望通过海外就医这一点来吸引病人或用户，将会是镜中花水中月。而另一方面，将病人送出国意味着服务方的收入被损失掉了，对于海外机构来说是利好，但对于本土机构来说意味着和病人关系中断了，对于服务方来说，未来必将思考到底是留住病人还是送出病人对其收入更有利的问题。

而对于海外医疗机构来说，似乎从国外获取自费病人是非常顺理成章地增加收入的手段，而且不需要受到本地支付方的任何限制，但从长远来看，他们将面临几个瓶颈。首先，真正来国外治疗的病人毕竟是少数，可以服务的大量病人仍然不会长途跋涉到国外，因此海外机构无法获得进一步的病人数量增长。第二，有相当一部分选择海外就医的病人是晚期重症患者，即便是国际知名的医疗机构，在很多情况下可以做的也并不多，而对于医疗机构来说，要获得更多的收入，只有通过治好病人才行，一个晚期无法进行太多治疗干预的病人是无法带来持续的收入的，因此这点上对于国外医疗机构来说并不有利。

从这些层面来看，海外就医无论对于中国的中介服务机构，还是中国的医院，或者是海外的医院来说，都不是一个可能爆发，获得持续增长的业务领域。要将国外的先进服务和治疗技术带给更多的病人，还必须通过进入中国市场的方式才可能走通，海外医疗只可能是非常局限细分的一个市场。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海外就医市场局限性还可以给市场带来的启示是，用户选择海外就医除了新药、先进的技术等原因，还有一重因素是由于国内的医患沟通机会少，医生放在患者整体治疗方案上的精力少所导致的病人不信任原因。在国外，医生会给予肿瘤患者更多的疾病信息，包括对于病情的详细解释，根据病人自身健康条件进行有针对性的治疗方案设计，以及从病人的心理、饮食和生活等方面进行指导，再加上国外医院良好的治疗环境，让肿瘤病人在治疗中不再害怕，也不再受困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不信任。这些中国的医院都很难做到。

除此之外，中国将专科分的过细，很多病人不得不辗转多个科室来进行肿瘤治疗，而无法获得整体意见，又浪费了很多精力。因此，从以上两个因素来讲，如果海外医疗机构可以通过和中国的本土机构合作，将整体治疗、医患紧密沟通的服务模式和理念带到中国，将有助于打开比送患者出国更大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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