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儿科受到人口的制约，未来将面临客流的持续下降，但市场的分化已经开始，医疗资源发达的地区仍将保持正向增长，而DRG则对儿科是先抑后扬的过程，进一步推动了儿科的强弱分布不均。

首先，随着人口出生率的下滑，儿科的总需求会出现明显下降，但儿科医疗需求的下降主要集中在日常护理的需求，而在复杂疾病的治疗需求将会持续上涨。随着结婚和育龄年龄段推后，高龄产妇带来的新生儿疾病谱发生了明显变化。儿科从原先以呼吸系统疾病为主变为围产期疾病为主，大幅推高了新生儿重症和其他复杂疾病的发生率。由于复杂疾病的治疗能力主要集中在医疗资源丰富的经济发达地区，儿科的虹吸效应非常明显，其他地区的需求下降会导致当地供给进一步萎缩。

以日本为例,从0至14岁因病住院的趋势来看，1996年，呼吸系统疾病占第一位，约占所有疾病的20%，围产期发生的疾病占第二位，约占17%，第三位是先天畸形、畸形、染色体异常，约占11%。但到了2014年，围产期发生的疾病占26%，位居第一。呼吸系统疾病退居第二，下降到17%，位居第三位的是先天性畸形、畸形和染色体异常，约占11%。围产期发生的病变和先天性畸形疾病出现了大幅增加，而呼吸系统疾病则有所减少。 

由于技术能力的提升，围产期疾病和先天性畸形的治疗费用大幅上升。围产期疾病的费用从1996年的27,508日元增加到2014年的73,898日元，增加了2.7倍。先天性畸形、畸形和染色体异常的费用从1996年的23,134日元增加到2014年的97,300日元，大约是原来的4.2倍。而呼吸系统疾病从1996年的33,991日元增加到2014年的60,442日元，只增加了约1.8倍。 

随着疾病谱的改变，治疗费用更为昂贵的疾病占比大幅上升导致了儿科平均医疗费用的大幅上涨。儿科在复杂疾病治疗费用的上升推动了医疗供给进一步向医疗资源丰富的地区集中，儿科医生的数量不仅没有出现大溃败，反而出现了增长。不过，儿科医生的增长主要集中在都会区，中小城市和乡村面临医疗资源的明显匮乏。 

其次，从支付方式改革来看，由于对新生儿费用的分组并没有进一步细化，当下的DRG对儿科的复杂疾病治疗有着明显的限制，这将在短期内制约儿科市场的分化。但随着DRG的持续改革，尤其是精细化反映临床的需求，DRG/DIP的支付将逐步对同组内的费用进行细分，最终进一步推动市场的分化。 

根据Latitude Health对24家医院做出的调研显示，分别有25%和17%的受访者表示儿科和重症医学科受到DRG/DIP影响较大。 

儿科的主要问题是新生儿分组的问题。大部分地区并未对儿科患者、不同出生体重的新生儿区分支付标准。国外的数据显示，同一DRG组的新生儿费用差异很大，低出生体重的新生儿住院费用约为DRG支付标准的两倍 。

2023年《中国卫生政策研究》刊登的一项研究显示，“三级医疗机构、未入组、低体重儿、住院天数越高、出生天数越低、结算分值越低的病例，医保结算率越低。在DIP支付方式下，新生儿按照统一的病种支付标准进行结算支付，较难反映实际资源消耗水平。”  

这就造成了不同体重的新生儿对医疗资源的需求差异较大，在DRG/DIP分组情况下低体重高费用的新生儿会导致亏损，且收治越复杂病例的大医院亏损越多。随着老龄化和少子化带来的高危孕产妇增加，新生儿重症的比例正在上升，未来DRG/DIP改革中将区分新生儿不同类别的支付价格并提高新生儿重症的支付标准。 

随着DRG/DIP支付改革的持续优化，复杂疾病支付价格的上升将推动医疗供给向优势医疗资源地区集中。医疗供给差异的拉大不仅对就医会带来不便，也会导致部分地区的儿科医生超负荷工作。比如，日本的儿科医生的加班问题很严重，每个月平均最多加班时间为77.6小时，其中核心医院为92小时，地区儿科医院为81.3小时，地区支援医院为48.2小时。为了解决在部分医疗资源短缺地区的人力短缺，短期医生和兼职医生构成了儿科的服务主要供给。其中，短期医生不多，占比只有4.8%，兼职医生为43.9%，地区支援医院儿科的兼职医生占比最高，达到71%。 

面对医疗服务供给的下降，尤其是在部分地区已经出现短缺的情况，日本在2018年修改了《执业医师法》，从2020年度起，将根据医生分布不均指数实施推动医生进入供给短缺地区的措施。基本理念是确保儿科医生优先为病人的围产期护理提供服务，降低部分地区的医疗服务短缺问题。 

总体来看，随着新生儿人口的下降和DRG支付改革推动的医疗资源向优势地区集中，未来儿科地区分布不均将日趋明显，政策虽然在能在一定程度上矫正这一趋势对就医需求的影响，但如何建立一整套儿科就医保障体系和推动医生的流动和培训就非常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