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一轮医疗服务投资中我们看到高端医疗服务开始往诊所发展的趋势，比如和睦家表示会新开两家社区医院，把服务衍生到家庭；瑞慈医疗也计划在未来5年新开100家诊所提供高端医疗服务。

 

在高端医疗机构往相对更轻的门诊走的同时，价格定位仍然是困扰规模发展的最大问题。能够承受高端服务价格的用户毕竟是少数，狭窄市场为什么难以快速成长，背后的核心还是整个环境对服务的定价，以及支付方。

 

从盈利模式上来看，高端医院的服务是主体收入。以和睦家为例，2013年和睦家的药房收入占整体收入11%，检查占18%，其余为服务收入。药品耗材支出占总体收入的比例是12.2%。这个指标（supplies as % of revenue）可以显示出每获得1份收入，医院所需开支的药品耗材成本。同样以服务为主的美国医疗服务集团HCA该比例是17%。相比之下，中国的三级、二级、一级公立医院药品耗材支出占总体收入比例达到37%。可见公立医院在药品耗材的使用模式上并不经济。

 

而同时，在服务为主的医疗机构，医生拿的是固定工资，和睦家工资支出占到总收入的57%，HCA是47%。这在服务体现医生劳动价值的环境里是比较普遍的。而中国公立医院平均为30%左右。

 

在一个良性的健康体系里，医疗服务定价体现的是服务本身的价值，根据服务条件、环境等其他因素才分化出高端（昂贵医院）和普通医院的区别。但中国并不是这样，大环境下服务定价被严重扭曲，造成了公立医院的产出需要高额比例的药品耗材支出，而医生从服务工资上得不到合理回报，这种不经济的方式推高了整个市场的产品价格，但把服务挤压到角落里。而支付方医保一直以来也是根据这样的价格来报销服务费用的。于是问题产生了，如果要走服务为主的道路，医疗机构的服务定价相比现在大环境下的定价无疑高出很多——变成了高端，而医保是没有相对应的报销的，因此私立门诊要做服务，到底谁来支付是最大的困境。

 

高端医疗机构的支付主要是高端商业保险以及个人自费。高端医疗把自己局限在一个价位较高的市场，不利之处是只能针对狭窄的人群，毕竟拥有商业保险的人是少数，能承受自费的也是少数。是什么在阻碍高端服务往下走？

 

首先是中端商业保险的缺失。中国目前高端医疗险只占整体健康险市场的1.5%左右，占最大板块的定额赔付的大病保险产品（如重疾险防癌险）占市场接近60%，这种产品并不是根据医疗支出来赔付的，更多是防范一种风险的产品。剩下接近40%是企业给员工购买的医保补充产品，价格很低，保障范围有限主要在医保范围内。

 

因此，高端医疗保险作为支付方的意义很局限，大部分人无法承受高价，中端产品缺失的原因有很多。一方面是缺乏税收政策对雇主的支持，相比之下美国的商业保险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政策推动。另一方面则是往下走之后遇到的难以控制医疗费用的问题。无论在高端医院还是公立医院，支付方同样的困境是没有办法信息互通，很难监督医疗服务是否符合支付规则，很多情况下支付方只是被动报销。如果说高端产品可以通过价格来防范一定的风险，那么越往下走，医疗滥用对产品盈利的影响就越大，如果没有很好的控费模式，整个支付方很难扩张做大。没有支付方，私立医疗机构要往下走就好比缺了一条腿。

 

然后是大环境下服务定价体系和支付环境。因为医保对服务价格有限制，假如要做一家平民医院并接入医保，服务价格就需跟随市场大环境，而目前的服务定价是无法养活医院的，也没有办法支付有竞争的工资给医生，因此要遵循这样的价格定位，就不得不通过产品来补充收入，又会走入药品耗材占用大量收入的不经济方式。

 

因此，在中国市场上选择高端更多是大环境下无奈的选择，或者说如果有一个相对高端的低端——也就是现在大环境下的服务价格，这个低端价格是不合理的。

 

平民路线依赖整个市场对服务的合理价格重塑，以及支付方对服务价格的报销规则。同时，商业支付方对私立医疗服务非常重要，但在目前缺乏费用控制机制和政策优惠的体系下，很难做大平民路线的保险产品，因此也就进一步影响了高端医疗机构往下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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