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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慢病管理》报告中已经详细分析疾病管理的各类模式以及对保险公司的意义。我们认为疾病管理对于保险公司有明显的控费意义,尤其是慢病管理、高危个案管理等服务,有助于保险公司密切管理有可能导致高额医疗支出的用户。保险公司提供疾病管理服务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自己提供服务,通常是设计模块(比如App),或者是通过自己的护士团队进行服务(比如护士热线、由护士进行的高危个案管理等)。另外一种方式则是通过第三方进行,但通常是为某类第三方服务进行报销,比如多家保险公司将Omada Health的病前糖尿病管理服务纳入报销范围。

保险公司通过自有团队或技术提供服务主要是为了数据安全以及隐私的考虑。大保险公司往往会自己做,比如Anthem自己提供远程医疗和病人跟踪以及护士热线服务。而小保险公司因为能力和资金有限,可能会更多选择外包给第三方的模式。

不过,保险公司嫁接疾病管理有三个挑战。

1)效果评估难以直接衡量

首先,最大的软肋是效果评估的模糊性。由于美国保险公司主要针对团体客户,保险公司难以在慢病效用评估上分实验组和非实验组进行横向比较。这是因为企业雇主无法为一部分员工提供慢病服务(实验组)而不为另一部分员工提供慢病服务(非实验组)。而将一个企业与另外一个企业进行比较又通常没有意义,因为企业员工的年龄分布、就医习惯、所处地区以及行业都完全不相同。因此,在衡量慢病管理项目的效用的时候,保险公司往往只能与历史经验值相比,也就是该公司没有实施慢病管理时候的情况,而这往往并不准确,也不能让HR足够信服。

同时,在行政压力以及医疗费用频频走高的情况下,保险公司每年的保费涨价幅度融合了多方面成本考虑,以及企业用户本身员工的健康风险,这就让慢病管理项目和保险公司的利益及涨价有非常微妙的关联。一方面企业与保险公司的关系不是长期的,由于费用问题,企业经常更换保险公司,而员工的疾病管理效果体现需要一定时间。另一方面保险公司在控制费用和涨保费上往往并不一致,一些企业会发现保险公司一边声称慢病管理项目节省了一定的费用,但一方面却声称企业员工有多少比例是高风险的人群(outlier)而推高了整体开支因此持续涨价。在这一方面保险公司很难保持中立。对于个人用户来说,可能会和企业HR一样,考虑到保险公司是否中立的问题,这一点类似于药企在疾病管理上的中立性困境,用户可能会质疑作为支付方的保险公司的指导是否是最客观的。

在效果很难衡量的情况下,保险公司选择嫁接疾病管理服务将会十分谨慎,而且将其定位为一种辅助服务,因此这一行业较难获得互联网式的快速发展。

2)保险公司大会员量并不等于使用量

是否有人会使用这些项目也是保险公司考虑是否买单的要素之一。从表面上来看,只要保险公司买了单,自然会员就得到了这些服务,如果是免费的,就没有什么理由不去用。

而事实上,用户在使用这些服务上也耗费他们的时间,他们的需求迫切性决定了他们首先会花时间在什么样的服务上。对于慢性病患者来说,最多的时间用在了医生端,然后是获得检查和产品,最后才可能是非医疗资源提供的服务。只有对自身健康最有积极性的人才会主动参与疾病管理项目,而如果本身没有动力,要改变这种状况仍然是很难的(哪怕是免费)。因此,作为迫切性最末端的服务,依靠专职人员的疾病管理仍然是一个细分领域,对于保险公司来说,嫁接疾病服务的效果远未及从医疗服务端下手控费那么直接。

3)疾病管理普适性不强

最后,疾病管理仍然是一个需要个性化的服务,普适性不强,很难用互联网的流量思维快速做大。而保险公司的非迫切性支付意愿,以及个人端支付的困境,很难支撑起纯粹的疾病管理公司。

保险公司虽然几乎都在推行各种疾病管理项目,部分自己做部分通过外部服务或合作,但初衷和很多创业公司的目标并不吻合。相比纯粹的控制费用——也就是直接降低多少费用,保险公司的出发点更多是增加和用户接触的节点,通过教育潜移默化地影响用户行为,通过这种行为的改变去改善治疗的效果,虽然这种效果并不一定直接从经济收入中体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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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夫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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