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两会的总理报告中，明确指出了将“取消绝大部分药品政府定价，下放一批基本公共服务收费定价权。”这一句话的后半段受到了很大的关注，各方对是否放开的争论较多，但对于如何放开却都在等待政策的指引，并不见有任何讨论。

 

在全面医改启动后，为了真正的克服以药养医的痼疾，医疗服务收费定价权的放开已经是大势所趋。首先，中国医疗服务的价格长期定价过低，医生主要依靠药品回扣来获得主要的报酬。如果真要实施医药分家，提高医生的诊疗服务价格是必须的。其次，医疗服务价格由政府一刀切不利于医疗市场的竞争。医疗服务的需求不同，医生为此付出的时间和精力也不同，应该根据医生的真实付出来明确给出服务费用。这样优秀的医生才能体现出自身的价值，运转优良的医疗机构也才能在竞争中胜出。最后，服务收费定价长期固化最终导致医生并不在专心在诊疗上，而是想方设法在检查和药品上获取利益，反而大大伤害了病人的利益。

 

但是，放开医疗服务价格挑战很大，如果处置不当，则不仅会伤害到病人，对医疗机构更是起到很大的反作用，最终可能得不偿失。要让医疗服务价格的放开真正良性推动整个医疗服务市场的发展，必须要解决几个主要的问题。

 

第一，到底如何确定医疗服务价格。当前的医疗服务市场非常混乱，核心是因为在医疗服务价格一刀切的前提下，医生的收入来源被分为明暗两部分，无法对其付出进行明确的定价。因此，要确定医疗服务价格首先要建立一个统一的标准。美国的标准付费机制——CPT代码是由全美医师协会确定，一个叫RUC的委员会负责讨论定价。决定每个CPT代码价值的因素包括三点，医生所需的劳动，行医成本，以及医疗出错成本。而中国缺乏这样的机构和标准，如果要开放医疗服务价格就必须要建立一个这样的机构和相应的标准。标准的确定是个有着很大争议的过程，在如今各方共识不强的前提下进行难度可想而知。

 

第二，在建立了价格体系标准后，到底谁来支付？医保、商保还是雇主或个人。从中国目前的体系来看，未来支付的主体依然是医保和个人。作为保基础的医保自身面临较大的支付危机，不可能承受过高的价格，而个人对价格的调整则更为敏感。要让医疗服务价格回归常态，就必须要大力发展商保，但商保只能满足一部分有支付能力的人，不可能全面保障。最终仍要依靠政府在财政上进行大量的投入。

 

第三，医疗服务价格的开放需要加大市场监管。与原先一刀切的模式不同，一旦服务价格放开，势必会引发市场对定价的质疑。除了建立明确的标准以规范这一市场外，严格的监管是不可或缺的。要加强对医疗服务的价格监管，除了政府加大力度以外，引入第三方力量来进行制衡是非常重要的。这一制衡力量主要来自商保，也可以来自雇主，但最主要的还是需要医保自身的监管体系严密。这就要求医保监管的再规划，而这显然也将是一个需要一定周期的过程。

 

总之，医疗服务价格的放开有诸多问题还没有明朗，在当前情况下的下放服务定价权可能更多的是依旧由地方政府来定价，而非真正意义上的放开。这也只能说是传递了政府希望医疗服务市场化的信号，而非直接就开始付诸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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