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疗法（Digital Therapeutic）的概念最早是由Omada的创始人Sean Duffy于2013年提出，主要是为了突出自身业务与传统的健身业务的区别，以此来推动健康管理的规范和价值。但在2020年初，Sean发表文章声称Omada已经不再是数字疗法公司，而是数字照护（Digital Care）公司。为什么在数字疗法日益受到资本青睐和市场关注的时刻，作为数字疗法的提出者却放弃了这一价值标榜？

其实，自数字疗法这一概念被提出以来，就面临边界过窄的困境，这不仅束缚了具体产品的拓展能力，也导致相关公司的规模化始终面临难题。而反观那些没有将自己局限于单纯的一种治疗手段的公司却纷纷获得了成功，特别是将数字疗法只是作为自身业务的一个模块，同时还提供从门诊到诊后个性化服务的全链条服务的模式发展最快，也得到了真正的资本青睐。比如在精神健康领域，无论是2021年6月上市的Lifestance，还是Ginger Health，都快速获得了上亿的收入规模，远超类似Pear这种单纯的数字疗法公司历时多年还不能产生规模化收入。出现这种现象的核心原因是数字疗法没有业务发展的主动权，而全链条服务则能通过一站式的解决方案获得支付方的赔付。

根据Omada对自身的归类，Sean从七方面提出了数字疗法和数字照护的区别：定义、受众、目标、实证研究、产品特性、监管和商业化。如果简化这七点来看，核心是三点：用户的定位、产品的定位和支付方。

首先，从用户的定位来看，数字疗法面向的用户群较窄，主要集中在某一适应症而不是某一专科，比如集中在COPD而不是肺部疾病。而数字照护虽然也强调临床特征，但面向的人群却更宽广，与数字疗法相反，主要是一个专科而不是某一个适应症，并能提供更个性化的服务。

而从治疗的目标来看，数字疗法针对特定的临床结果与预期须一致，其目标很严格且病人之间的体验差异很小。而数字照护则根据病人个体来设定目标，全面考虑病人的情况来评估是否取得预期效果。

因此，从用户角度来看，数字疗法更像药品，有着较为严格的临床要求，无法个性化，而数字照护则更为灵活，能够个性化。从这个角度来看，数字疗法需要有类似药品的功效才能获得市场的认可，但尴尬的是，数字疗法本身并不是药物，更多的是利用技术能力为用户提供行为干预，这受制于多重因素，正如我们在《数字疗法：三个挑战和一个缺陷》所强调的：“数字疗法的有效性不仅取决于软件本身，而是医生投入的精力、病人的依从性和医疗制度本身的完善性（比如接入电子病历的问题）这三点，只要一个环节没有跟上，整个产品的疗效就很难体现，也就无法说服用户继续使用，支付方也就很难持续去覆盖这样的产品。”

而且，每个患者得病的原因不尽相同，生活习惯、依从性也完全不同，如果想要通过软件自动指导用户以达到类似药品的效果是完全不可能的。这也是Omada要放弃这一概念而采用数字照护。本质上来说，数字照护是线下医疗的线上化，将诊前、诊中和诊后全链条打通，通过医生、健康管理师和其他照护人员共同为患者提供个性化的服务。这也是为什么成功的数字医疗都是重人手的模式，而意图单纯通过技术来发展的商业模式至今无法规模化。

其次，从产品来看，数字疗法以软件为主或只有软件，除了医生之外，其他人员并不是直接面向患者，而仅是为项目提供服务支持且不会为患者单独制定治疗路径。数字疗法是规范化和有针对性的，患者的体验也是基本一致的。但数字照护则是具备组合能力，可以根据患者的临床需求来定制服务。这些能力可以包括医疗器械、内容、课程、人员和社会支持以及药物支持等工具。

而且，数字疗法在临床上更为严格，需要多个同行评审的出版物来证明围绕治疗设计的特定条件的临床结果。证据的子集可能采用1级证据（Level 1 evidence）的形式，包括至少一项随机对照试验。但数字照护对有效性的要求并不严格，可能只是需要对方法的有效性及其针对特定条件的有效性进行研究并公开发表，不需要临床试验和证据。

从产品本身来看，数字疗法的能力极为单一。虽然有较为严格的临床要求才能上市，但正如上文强调的，其疗效是受到多重制约的，如果不能配备大体量的人员进行强督促，仅靠软件本身，小规模的临床试验所取得的成功是很难转化成真正大规模使用的效果。

但当数字疗法只是成为整个服务链条的一环，依靠其他能力可以补足其缺陷。但如果想仅仅依靠数字疗法就想取得预期的效果并获得规模化是非常困难的，这也是为什么最老牌的数字疗法公司Welldoc发展了十多年却始终无法在营收上做大规模，即使在疫情的大利好下还无法快速发展，这本身就说明了问题。

最后，在商业化上，数字疗法必须通过获得药品或器械的支付代码才能获得报销。因此，数字疗法需要大体量的地面队伍，去教育并说服医生接受并使用这项处方产品，因为开具这一处方的医生必须认同数字疗法的虚拟服务方式，并参与其中，说服的过程也意味着较高的销售成本。而数字照护则可以直接和保险和雇主签约获得报销，这有助于其快速商业化。由于保险公司能够带来大批量的会员入口，根据会员数量收取一笔费用会比按照医生处方数量来获得收入更快更稳定。

疫情可说是对整个数字医疗行业带来的最大利好，已经建立起雇主和保险支付模式的公司在2020年都获得了2-5倍的营收增速，但单纯的数字疗法公司却仍未有规模化的营收出现，只有部分将数字疗法仅作为业务一个模块的公司获得了成功。这也从侧面再次证明单纯的数字疗法不会是市场的发展方向。

总而言之，数字疗法是画地为牢式的发展，虽然临床证据要求更高，但高标准并不意味着高疗效，依靠技术标准化是完全背离了医疗这一需要高度人工干预的行业特性，这也注定其难以走远。不过，数字疗法作为数字医疗服务的一个模块，其未来的发展还是具有很高的价值。